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痖弦：每个文人都应该是“广义的左派”
●他师从张彻、齐如山，演过孙中山，获最佳男演员金鼎奖。
●三十多年来，台湾一共选了三次“十大诗人”，他每一次都当选。
●他曾任《联合报》副总编辑，提倡“副刊学”，把副刊提高到学问的层次。
大家访谈【文化老人系列】
痖弦小传
痖弦：原名王庆麟，1932年生于河南南阳。复兴岗学院影剧系学士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。与张默和洛夫创立“创世纪诗社”，发行《创世纪》诗刊，号称诗坛“铁三角”。曾任《幼狮文艺》主编、《联合报》副总编辑。著有《痖弦诗集》、《中国新诗研究》、《弦外之音》等。
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2007年驻校作家邀请了痖弦。三十多年来，台湾一共选了三次“十大诗人”，痖弦每一次都当选。这对于一个几十年没有写诗的诗人来说，可谓奇迹。
痖弦常说：“一日诗人，一世诗人”。在他看来：“诗是很不容易戒掉的瘾，诗是一种癖性，一种毛病，喜欢上诗，就不容易抛掉它。严肃地说，诗也是一种信仰，宗教家可以以身殉道，诗人可以以身殉美，诗人是一辈子的诗人，诗人的努力是一辈子的努力，诗人的最高完成也就是诗的完成。”今天，痖弦依然是《创世纪》诗刊的发行人，这份诗刊已经发行超过半个世纪了，也是一个奇迹。白先勇形容《创世纪》诗刊是九命猫，永远死不掉。
痖弦健谈，语言风趣，神态憨厚。他说：“我就是台湾的一个盗火者，从《创世纪》诗刊开始，就开放了30年代的东西。”他曾开启了台湾读者认识中国文学的另一扇窗户，在他编辑的报刊上“开放”了鲁迅等作家的作品。闲谈中，痖弦讲了晚年成为台湾文化重镇的胡适、钱穆、林语堂、梁实秋的许多逸事。他笑道：“胡适每一个单项都很薄弱，但是加在一起就很伟大。”
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，诗人的身份早受公认，他更看重要的是编辑事业：“我那时候是写了几首诗，是经得起时间的淘洗。现在评我的诗的文章很多，我觉得很感念。我宁可说我是一个成功的编辑。我对编辑非常着迷，非常醉心，我把编辑的意义看得很庄严，我不太喜欢人家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，我认为编辑就是一种事业，简直就是一种伟业。所以在编辑上我花的工夫很大。我在文学上耽搁了一些事情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千万不要把编辑当成是为人作嫁衣裳，尽量地做好，那东西跟你自己写文章的意义是一样的，甚至意义更大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写一首诗，在世界上的影响，老实讲很渺茫，但是如果一个副刊一纸风行的话，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。或者说，由你培养很多年轻作家，一个大时代就起来了。”
从《联合报》退休后，痖弦在加拿大与台湾两边生活。他依然关注报界发展：“现在由于电脑的出现，也有一些不好的报纸到台湾去竞争，台湾善良的文化品位都在降落，整个副刊的时代有点过去了，报纸的时代也过去了。所以现在大家提起来，就认为我们编副刊的时代是报纸的黄金时代。”
不是投笔从戎，是胃在燃烧
痖弦原名王庆麟，1932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县。1948年，随就读的南阳中学离乡，与父母永诀，颠沛流亡数千里，由河南到湖北再到湖南，入湖南衡阳国立豫衡中学。1949年，在湖南零陵从军，随部队由广州到台湾。
南方都市报：离开家乡南阳时，你16岁，了解天下的大势吗？
痖弦：不了解，尤其是乡村青年。一出来，不是很理性地了解天下大势。老师带我们出来，我们家长也觉得跟着老师不会错，就走了。小孩子也不知道离开是多严重。家里人去送我，我还不耐烦，好像去远足一样。父母去送我的时候，觉得爸爸妈妈土土的。我妈妈给我煎了油饼，放在我背包上，我还凶她：“干什么吗？”回头就走了，不晓得就是永诀。到了42年后我再回到大陆，他们都过世了。小孩子时代不觉得悲伤，到中年以后越想越惨！
南方都市报：1949年你怎么去当兵？
痖弦：我们好几天都没有吃饱饭，已经陷入半饥饿状态。我们如丧家之犬，看到告示：“有血性、有志气的青年到台湾去！！！”仔细一看，说是去台湾三个月，给少尉军衔。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台湾在哪里。已经走投无路了，进去看看吧。出来一个人，说河南话，我们农村青年最相信老乡，只要是老乡，就不会是坏人。那个人说：“报名不报名没关系，吃饭啦。”就煮了一锅肉给我们吃。我们至少有一年没有吃过肉了，吃了肉以后就不好意思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就报了名。人家写自传，可能会说投笔从戎，我说：“不是我的热血在燃烧，是我的胃在燃烧。”(笑)那时候招兵站的人说：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去了每个人要发一条美国军毯，发一件软玻璃的雨衣。一个礼拜以后，从零陵坐火车到了广州，从广州坐船到台湾去，那是1949年8月初。
南方都市报：在广州时有什么见闻？
痖弦：我们在广州时住在孔庙里，番禺中学的原址就是孔庙的一部分，改成学校了，离中山公园不远。我们在广州呆了个把礼拜，每天在街上走，我们到中山公园去看相，乡下人没有看过相，到水上体育会去游泳。军人去看电影不用钱，我们第一次去看电影，不习惯：怎么人脸一下变大，一下变小？那时候还不知道特写这个东西。那正是夏天，就觉得广州人很奇怪，这么热的天，还吃一种东西放在嘴巴里烫着就拿出来，还冒烟，不知道是冰棍。这几天在广州跑一跑，就到台湾了。
只演一部戏即获最佳男演员
痖弦在台湾当了4年兵后，1953年考取复兴岗学院影剧系第二期，受到老师李曼瑰鼓励，开始创作剧本并写诗，获全校新诗比赛首奖。多年后，痖弦在纪念国父百年诞辰话剧中饰演孙文，获1965年最佳男演员金鼎奖。
南方都市报：为什么去上复兴岗学院影剧系？
痖弦：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政治性的学校，其实里面的师资差不多跟一般的大学一样整齐，有音乐系、美术系、影剧系、新闻系、中文系、外文系。我一个小兵，在失学的年代，能够念到那个学校，是很值得珍惜的。而且后来我们开窍，也是那些老师的带领，包括李曼瑰、齐如山、张彻。
南方都市报：张彻上课什么样的？
痖弦：张彻每天抽烟，牙都熏黑了，他说：我去教书可以，我要在课堂上抽烟。一边抽烟一边讲课。上课就是随口地讲，讲抗战的时候演戏，怎么编剧，因为他抗战的时候已经有名了。讲他对诗的感受，诗与戏剧之间的关系。张彻原来写新诗的，得过中华文艺奖金。后来他到香港做出了一番事业，他拍武侠电影，像《独臂刀》这些，运用了大量的男性演员，对香港电影贡献很大，他和胡金铨在武侠电影的成就很大，把电影美学的品质提高了。
南方都市报：他的文章写得好，字也写得不错。
痖弦：他是个天才。他回台湾，都是我招待他。我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了，所以张老师每年回来都找我。他知道我写新诗，很高兴。
南方都市报：齐如山的著作这几年在大陆出版了很多。
痖弦：齐如山讲京剧。他是一个支持梅兰芳的人。他写北京的老市井写得很好，但在台湾没有整理过他的东西，现在大陆倒是通通整理出来。他死得也比较早，死时大概台湾出版业还不太发达。
南方都市报：他上课怎么样？
痖弦：我们不太听得懂他讲话，声音很小，他还用老词，第一句话就讲“诸君”，不讲“各位同学”。他讲梅兰芳的戏，京剧怎么样在徽班进京以后，吸收了各地的精华，京剧完成的时候并不是很早，一直到现在保持生命力，就因为形成比较晚。
南方都市报：你那时候对戏剧感兴趣吗？
痖弦：非常感兴趣。后来我不觉得我能演戏，因为脸上没有什么线条，反应也比较迟钝。我那时候已经喜欢诗了，但是觉得戏剧方面不能交白卷啊。所以我就转向中国戏剧史的研究，从宋元戏曲到话剧，后来我到我的母系去教书，我的兴趣就向诗慢慢发展。但是戏剧对我影响很大，所以我写诗都受到戏剧的影响，余光中就讲我的诗是“戏剧的诗”。
南方都市报：后来你演了孙中山，还得了最佳男演员金鼎奖？
痖弦：这是我唯一演的一部戏。1965年，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，台湾要演戏，希望找一个生面孔，是受过舞台训练的，就找了我，我演孙中山，演了70多场。我后来拿了一个最佳男演员，对我讲是一个插曲，我也是很认真地演。不过，那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时代，戏里也没有什么女角，宋庆龄也没有出现。孙中山一出来就是长篇的演讲，所以戏很枯燥无味，但是当时大家很重视。大概除了蒋介石没看，其他人都看了。后来我就到美国爱荷华去了两年，回来蒋经国召见我，他在里边办公，有一个秘书坐他外边，秘书我认识，我说：“你要给我介绍一下，我才能去看他嘛。”“他认识你，不必了，他听过你‘训话’的。”(笑)他看过《孙中山》，孙中山一出来就训话，可见他也看过。孙科夫妇也去看了，看了还流泪，我想流泪不是因为我的演技吧，可能是想到他父亲的革命事业等等。后来散戏的时候，他们到后台给演员打招呼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卸妆，孙科是考试院院长，我当然让他站中间嘛，他让我站中间，因为我还没有卸妆，理论上我还是孙中山，他们夫妇围着我，照了一张相。
雪夜看禁书是人生一乐
1953年10月，痖弦参加中华文艺函授学校学习，师从覃子豪等人，以“痖弦”为笔名在纪弦主编的《现代诗》季刊发表第一首诗《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》。1954年，从复兴岗学院毕业，调任左营军中广播电台编辑兼外勤记者。结识张默、洛夫，共同创办《创世纪》诗刊，该刊办了五十余年，至今仍在出刊。
南方都市报：从50年代起，台湾新诗的兴起在新文学史中是一段有意思的历史，你如何关注新诗的发展？
痖弦：新诗很有意思，一开始是同北大有关系的，胡适发起的。文学的形式常常是起自民间，然后为知识分子所重视，再做艺术的加工，成为一个正式的文类。规律都是这样，弄得太精致了就死掉，然后再一个民间形式出现。但新诗不是来自民间，是来自学院，因为“五四”这一步跨得太猛，学院的人当然支持新文学，但是还有很多老古板觉得这东西没有太多道理。
新诗原来是在学院，后来完全是挤到民间来了，就变成中学生特别有兴趣，文艺青年特别有兴趣。本来它是在朝的，后来变成在野了。在野的情况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后来中文系的教育并没有全面地接受新文学，关于小学这部分，训诂、考据还是很严格。老先生们不太承认新诗的，认为白话文运动里成就最差的是新诗，认为新诗还没定型，说了好多年。所以我们当时是进不了学校的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中文系不谈新诗的。假如说，班上有学生喜欢写新诗，老师也觉得这个学生怪怪的，在大学里不好好做学问，写什么新诗呢？一般人认为谁生日送个新诗是不庄重的，要写一个旧诗才正式。一直到最近20年，新诗才进到学校里去。现在新诗又好像从在野又变成在朝了。
南方都市报：你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新诗？
痖弦：我在复兴岗学院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新诗，也参加学校的新诗比赛。后来，我就在纪弦先生的《现代诗》杂志发表一篇东西，对我鼓励很大，那诗是《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》，这是我正式的第一首诗发表。那时候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，写诗得到的稿费还不够寄一封挂号信。怎么办呢？就用一封平信，里面装几个邮票，代稿费。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到香港来投稿，香港稿费高。我的第一本诗集是香港《学生周报》主编黄崖推荐到香港国际图书公司出版的，所以我到香港来，就开玩笑说：“我也是香港作家。”小思是“资料大王”，她就知道我讲的意思。
南方都市报：《创世纪》诗刊是怎么办起来的？
痖弦：《创世纪》诗刊是张默、洛夫和我办起来的。洛夫是复兴岗学院第一期毕业的，我见到他们的时候，《创世纪》诗刊第一期已经出来了，我从第二期开始参加“创世纪”。洛夫比我大4岁，张默比我大2岁，小孩子时代，大几岁就知道更多的事情了，所以他们两个主要在设计这个刊物。一直到现在，我还是这个杂志的发行人。
那时候我和洛夫两个人在左营军中电台做编辑，事情不多，每天写诗。那时候播音的人跟写稿的人是两套人马，我们是写，不播。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宿舍里面，有时候头对头，有时候脚对脚，每天在写诗，很多诗都是那时候写成的。那时候二十岁出头，现在年轻人是“飙车”，我们那时候是“飙诗”。(大笑)小朋友之间也有轻微的比赛，忌妒的心理，洛夫写一首，我一定要还他一首。相激相荡，很有收获。
南方都市报：在唐代，李杜、元白似乎也是这样的。
痖弦：后来商禽到左营去，他是宪兵，常常到我们那儿转，他看了不少的禁书。
南方都市报：那时候什么样的书是禁书？
痖弦：30年代的书算禁书，绝对不能看，看了很严重的。大概只有冰心、徐志摩、朱自清是可以看的，即使没有问题，人在大陆也不能看，万一他出问题，你负责？所以商禽来了以后就开始给我们看他的手抄本。那时候很重要，雪夜看禁书是人生一乐也。
南方都市报：你都看了什么禁书？
痖弦：几乎全部的鲁迅作品当时都是查禁的，郭沫若、左翼文学的作家。这个禁书借给你，是真正有交情才借给你的，否则你打一个小报告，我完蛋了。有时候一篇文章喜欢，整个抄下来，有时候一本喜欢，一本都抄下来，有时候上面有插图，手抄本也画个插图。就像中世纪的僧侣抄经一样，抄一遍，永远不会忘。后来我们之所以有一点基础，跟那个事件很有关系。禁书，对你的感染力特别强，有偷吃禁果的感觉，像盗火者普罗米修斯。那时候我在《创世纪》诗刊有一个专栏，专门介绍那些作家，很危险，但是那时候年轻，也不怕。现在台湾熟知的一些作家，都跟我有关系。
南方都市报：比如说呢？
痖弦：比如说王辛笛，是我介绍的，王辛笛后来跟我通信，很高兴。那时候资料不多，都说错了，以为王辛笛死了。后来我到上海，看到他。比如说卞之琳、废名、艾青，这个专栏写了很多年。一开始觉得艾青好，后来就觉得卞之琳比艾青深刻，后来就慢慢发现了穆旦，非常好。
南方都市报：50年代在台湾涌现了很多新诗流派，彼此的争论激烈吗？
痖弦：争论在新诗当中还不是很严重，争论的倒是一批保守的人。画传统国画的人跟画抽象画的人争论，写旧诗的人跟写新诗的人争论，有好几次论战。新诗内部也有一点争论，是纪弦先生跟覃子豪先生的争论，因为他们都是留日的，纪弦先生说新诗要继承西方的从波德莱尔以降的传统，就是“横的移植”，覃子豪先生觉得“横的移植”固然重要，但是“纵的继承”最重要。
其实这两个老先生对我们都有影响。尤其是覃先生，他办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，我参加这个学校，覃先生每一次请我们去吃很好的馆子，我们那时候是穷光蛋，就跟着他。他自奉甚俭，有时候写了一首诗，就在自己吃的担担面里加一个卤蛋，表示对自己的奖赏。(笑)他抽烟太厉害，后来得了病，我们轮班去看守他，像儿子一样，大小便都管。他快去世的时候，叫了很多人的名字，差不多人来齐了才断气。很了不起，是个教育家！他去世后，我们帮他办后事，有一个人姓柴，在灵堂披麻戴孝，执孝子之礼，记者问：“你是不是覃先生的儿子？”他说：“不是。”“是不是亲戚？”“不是，是他的学生而已。”要说文学伦理达到最高点，都是很自然的，不是造作的。覃先生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你有没有写诗？要写噢，有前途！”(大笑)我们每个人都有他亲笔写的信、改的作品。
南方都市报：当时有好几个著名的诗刊，彼此交流多吧？
痖弦：很多诗刊上写的人都是重叠的，像余光中、郑愁予，彼此的界限分得不是很严格。几个诗刊好像几家院子一样，跑来跑去的。那时候文艺界是不分本省、外省的，后来才分，现在分得很厉害，我很厌恶这种分法，没有意思。文学连国界都没有了，你来一个省界，太可笑了！
南方都市报：60年代中期你怎么开始不写诗了？
痖弦：我的兴趣转了，开始进入杂志界。我把杂志编辑的意义提升到完全是事业的立场。完全是没有休息的时间，越深入就对自己的东西越荒废，但是我对这种荒废是无怨无悔。广义地说，我觉得我编的东西就是我的作品。
在美国做四十几岁的老学生
1966年9月，痖弦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室研习二年。回台湾后，1969年任《幼狮文艺》主编，带起文艺风气，培养了林怀民、蒋勋等人。1976年9月，痖弦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研究所深造。
南方都市报：在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室主要做什么？
痖弦：爱荷华请很多作家到那儿交朋友、讨论作品、参观、访问、朗诵，基本上不是学生，我是第一个去的。聂华苓也是被请去的，后来她跟安格尔恋爱结婚了。后来两岸三地那么多作家都去，跟聂华苓有关系。
南方都市报：到美国时，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见闻？
痖弦：我看到了美国在二战胜利以后的那种强势，那时候越战还没有开始，东西很便宜，民心士气很高涨，我看到了一个尾巴。等到越战一出来，嬉皮一出来，就是满头疱了。我刚去的时候，嬉皮刚刚抬头，等到1968年，他们把图书馆给烧掉了。嬉皮和反越战搅和在一起，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了。
南方都市报：嬉皮运动对当时美国文化影响大吗？
痖弦：嬉皮运动对人类的影响蛮大的。从前很多学校的学生要穿得整整齐齐才能上课，整个民间穿衣服是很考究的，衣服变成仪式的一部分。嬉皮一闹，大家觉得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？混碗饭吃就够了，享受人生啊，穿得随便也可以的，现在没有一个大饭店说：没有打领带不让进的。这就是嬉皮运动争取到的，工作的观念，休闲的观念，实现了自由。是好是坏我不知道。
南方都市报：在美国时，知道“文化大革命”吗？
痖弦：知道，那时候蛮轰动的。一开始不了解，一听说“红卫兵”就很过瘾，后来就觉得中国发疯了。
南方都市报：从美国回来后去编《幼狮文艺》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？
痖弦：这是一个青年刊物，很多作家都是由《幼狮文艺》培养，后来成为很重要的作家。
南方都市报：比如说呢？
痖弦：比如说林怀民、蒋勋。林怀民那时候是高中生，写短篇小说，他写金门：“尸白的沙滩”，就把它改成“苍白的沙滩”，他又把它改回来。(笑)我们两个做游戏。
南方都市报：林怀民原来不是搞舞蹈的？
痖弦：他原来写小说，后来爱荷华的英文系主任到台湾来观光，聂华苓就讲：“好好招待他。”因为爱荷华国际作家工作室是英文系的一个写作计划，彼此的合作很重要。那时候我在编《幼狮文艺》，夏天很忙，我把钱给林怀民：“你去招待这个老先生。”林怀民就陪着他们去玩，这老先生就看上林怀民是个才子，后来邀请林怀民到他们的英文系念书，后来他就开始在那儿跳舞。后来他放弃小说的写作，全面来编舞，创立《云门舞集》，现在差不多国际上的大奖都得了，影响非常大。我到台北，他和蒋勋一定要请我吃饭，照相的时候他们就站在我后面，我像孙中山，他们像蒋介石。(大笑)
南方都市报：大陆现在也出了很多蒋勋的书。
痖弦：蒋勋写各类型的文章，能写诗，能写艺术评论，也写美学的书，也能画画。蒋勋的第一首诗是我帮他发表的。他讲话也很迷人，声音很好听。
南方都市报：后来你怎么去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硕士？
痖弦：1976年，去爱荷华的时候“文革”开始，这次去时“文革”结束。“文革”伤中国伤得蛮厉害的。我在爱荷华的时候，一方面当访问作家，一方面选课，在那儿念的学分，拿到威斯康辛去，那学分可以保留十年，十年以后再不学的话，那学分没有用了。我去了一年就拿了硕士。
南方都市报：我记得周策纵先生是在威斯康辛大学。
痖弦：对，周策纵是我老师。周先生考据义理都非常好。他除了研究五四运动史，做很多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考据，还有文字学。他是很渊博的学者，教我治学的方法。我问一个字，他能讲一个小时。你在走廊上问他一句，他就站在走廊上讲一个小时，你又不好意思走，因为是你问的嘛。(大笑)他的生活非常简单。那时候刘绍铭也在那儿教书。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几岁了，老学生。
报纸的个性展示在副刊里
1977年10月，痖弦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学位。同月，应《联合报》之邀，出任联合副刊主编。1980年升任《联合报》副总编辑，仍兼副刊组主任。1984年，痖弦创办《联合文学》杂志，任社长兼总编辑。1997年1月，举办“世界中文报纸副刊学术研讨会”，提出“副刊学”的构想。1998年5月，获“第一届五四奖·文学编辑奖”。是年8月，从《联合报》退休。
南方都市报：你到《联合报》副刊时，那是报纸副刊辉煌的年代？
痖弦：那时候不仅是联合报副刊辉煌，其他的报纸也都是发热发光的年代。所有编副刊的都是很认真的，那时候副刊登一篇文章的话，那就是家喻户晓，满街的人都在看。因为那时候在新闻方面管制得比较严格，大家新闻都差不多。假如一个总编辑要任用，总是党部要通过。有一些事做得出格的话，过一阵这个总编辑就会下台，表面上看跟官方没有关系，实际上都有关系的。副刊因为是能用文学这种感性的形式，还能表达一点抗议，所以跟官方意识形态不太一样的东西都在副刊上出现了。在副刊还可以得到一点舒解，一点发泄。所以副刊变得很重要，知识分子、个人主义者的意见甚至对大陆肯定的东西，都在副刊上出现了。副刊就变成比较广义的激进的带点左派色彩的管道，做政府的诤友，争取民主，有反抗的意识。在禁忌的时代，也有一点不同的声音出来。有些文章在副刊出现的时候，就不会用严格的尺度来衡量。
我一直认为，一个文人应该是一个“广义的左派”。所谓“广义的左派”，就是永远对政府采取一种监视和批判的态度，因为政府有它的政府机器，有宣传的队伍，有笔杆子队伍，有写作班子，用不着文人在它香炉里再加一炉香。所以这个时候文人就要做一个“广义的左派”，站在土地、人民、大众的立场说话。比如你原来支持陈水扁，当陈水扁变成执政党的时候，你就要调整自己的角色，再不能变成他的“粉丝”了，否则就糟糕了。如果你做一个“狭义的左派”的话，你可能就会陷入党团的利益里边，党团都是经常有变化的，党团是排外的，甚至党团是黑暗的也说不定。
南方都市报：在编《联合报》副刊时，政治上的压力还大吗？
痖弦：没有什么问题了。等到伤痕文学出现前后时，我已经大量地邀约大陆的作家给我写东西了，像沈从文、萧乾、施蛰存、赵清阁、卞之琳、白桦都写过东西。没有人教我怎么做，我自己就很自由。那时候台湾的稿费高，大家都来了，有的人主动跟我联系的，有的是我自己约的。大陆的作家多嘛，我就尽量地登，登到台湾的作家都不高兴了，骂我说：“你们这个报纸毕竟是为哪办的？怎么那么多大陆的作家？”后来我还创办了《联合文学》。我曾经送稿费到沈从文家里去，沈先生有一幅字送给我。施蛰存跟我通信，有一封信我要找出来，他言下对鲁迅不满意，觉得鲁迅有点暴得虚名，他的意思是：鲁迅是不错，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吧。两岸的文学交流，我可能是最热心的一个人。
南方都市报：当时《联合报》有没有定下一些办报的理念？
痖弦：没有，我的老板告诉我一句话：“国家的利益高于报纸的利益。”要正派办报，不要为了多销几份报纸就胡来。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：“人无我有，人有我好。”
南方都市报：听说当时《联合报》副刊培养了很多新人，是一个重要的阵地。
痖弦：《联合报》有一个小说奖，那是培养作家、发现作家很好的方式。台湾的小说奖，奖金多，公正，绝对不会说有“内定”这些事情，而且评审的意见全文都登出来了。我请五个人来评奖，我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能讲的。没有人敢兑一点假，那时候得一个奖真是一种荣耀。参奖的人很多，每年是盛事，很多人得了那个奖，比如朱天心、张大春。我们帮助过很多人，我们希望副刊不但是文字的，也是动态的副刊，所以大的学术会议也开，好像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副刊所能负荷的。你自己强烈的个性展示在你的副刊里。那时候报纸也赚钱，所以我出版过《联合报》三十年文学大系，比新文学大系的量还大。
南方都市报：当时《联合报》和《中国时报》竞争厉害吗？
痖弦：因为两份报纸都是发行一百多万份嘛，所以竞争很厉害。《联合报》副刊是我责编，《中国时报》副刊是高信疆责编。高信疆善于进攻，我善于防御，所以也各有得失。后来大家都拿来说笑话，因为高信疆是新闻系毕业的，我开玩笑说他有“新闻记者的劣根性”，喜欢抢时间，副刊本来是不抢时间。比如诺贝尔文学奖，8点钟宣布一个名字，第二天就是一个整版，有时候非洲一个地方的人得奖，你不知道，所以要准备一年，世界有多少重要的人都有准备档案，请郑树森帮我们设计，很多人他都认识。我们就像抢体育新闻一样抢文学新闻，而且我们的新闻报道都超过西方媒体，慢慢地也刺激了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会，每年我们都问他们：“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得奖，你们对我们的文坛知道多少？”
南方都市报：马家辉在一篇文章里说，张爱玲住在美国时，你曾派女记者去访问，女记者偷翻张爱玲的垃圾，这可能是第一代华人狗仔队。文章写成后，你认为不合情义，拒绝刊登。记者忿然把稿子投给竞争对手《中国时报》的人间副刊，那边也是拒登。
痖弦：这个事情我已经跟马家辉讲了，不是我派的记者，是一位小姐，她是我们学生辈的，她住在美国，打一个电话给我，说：“我准备访问张爱玲，如果访到了，这个文章你有没有兴趣？”通常我们接到这样的电话会说：“可以呀，你寄来嘛。”这跟我派她是不一样的。再也没有想到她去扒人家垃圾，扒人家垃圾是太严重了，这是犯法的嘛。她就把每天扒到的垃圾作分析，很无聊的。所以当时她把文章交来，我没有登，她很快拿到《中国时报》去，也没有登。
南方都市报：马家辉是有感而发，现在香港的狗仔队就是每天到明星楼下扒垃圾，分析一下就写文章了。
痖弦：这个事情你要帮我公开，这样有伤我的清誉。张爱玲很少跟人写信的，她是不回信，不接电话，也不应门，你要访问她是很困难的，人人都知道，不必访问。她在台湾跟我有来往，写信给我，我常常接到她的信，我知道不必去访她，访也访不到。她不要见面，我也没有见过她的面。我不会幼稚到去访，也不会去扒她的垃圾，那是非常龌龃的行为。
南方都市报：沈君山的《浮生再记》的后记写得很好玩，讲到张大千去世的前一天晚上，他正好和《联合报》总编辑张作锦在总编辑室闲聊，看到副刊为了等张大千去世的消息，准备了悼念张大千的版面，如临大敌的情景。
痖弦：他带点嘲笑的口吻，说版做好了等着那人死。版做好了，是超过80岁的人资料我们都有。世界上的大报都是这么做的，重要的人如果一过世，一定要报道的。我们叫“松柏长青”档案，“松柏长青”还是有祝福的意味，不是说80岁以后将来死掉了我们都要用，多难听啊。但是，到了80岁以上，我们都建档的。万一他过世，每报都要抢新闻，资料都在。不是说版做好了去等他死，他不死还觉得很遗憾。沈君山常常在我们编辑部说俏皮话，我想他没有什么恶意。
南方都市报：我听说你给人家写了40万字的序，是怎么回事？
痖弦：对，因为他们的文章都是我编，觉得我熟悉，就让我写序。序言后来在台湾，已经变成人家不尊重的东西，认为是人情文章。后来我就想，我们中国的唐宋八大家，那些序写得多好呀，序言是很正式的作品，而且不是副产品，都是主产品。我答应人家写序，就把它写好。我一篇一篇地写，写了就放在那里，后来整理了以后，有40万字，我是把它当正式作品来看。
南方都市报：你曾经在“世界中文报纸副刊学术研讨会”上提出“副刊学”这个概念？
痖弦：我把副刊提高到学问的层次，所以有很多硕士、博士论文都写副刊。我在退休之前，把心愿表达出来。因为中国报纸和西方报纸不同，西方报纸没有的就是我们的副刊。体例最完备，每天都有，而且跟我们的文坛息息相关的，所有的青年作家都是在这上面培养出来的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是我们文学发展的命脉之所在，也是把文学送到每家信箱的一个作为。
采写／摄影：本报记者李怀宇
本栏目精华已结集成系列丛书，第一辑《最后的文化贵族》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。邮购热线：020－87373998－8502；地址：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日报出版社发行部。